丝绸之路上有众多古迹遗址，但最具“时尚度”的当然非敦煌莫高窟莫属。虽然莫高窟壁画展现的是佛教经变画和礼佛场面，但它同样刻录着关于那个遥远年代的衣食住行细节，欧亚文明交通游动的独特生活风尚，就藏在褪色的颜料与精湛的笔触之间。驾良驹、品美酒：风雅权贵西征记大炮与黄油之争，历来是扼住古典政治经济学命门的问题。难以兼而得之，取此必将舍彼，反之亦然，这几乎已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要大炮，则军事强大，国可称霸；要黄油，则经济发展，民可富足。我们的汉武帝在这点上始终坚持鱼与熊掌要兼得的方针，其觊觎的“大炮”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机动性的军用物资——良驹。优质马匹之于帝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汉代名将马援的名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中就能窥出端倪。而汉武帝垂涎的“黄油”，则是彼时称作“蒲陶”（或“蒲桃”）而后世更名为“葡萄”的东西。葡萄在当时仅限达官贵胄专享，布衣们绝无染指的可能。葡萄和良驹的原产地均指向了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元狩四年（公元前年）对于日渐强盛的汉朝来说尤为重要，这一年张骞带领着那些身着宽袍大袖、汉家衣冠的随从二度出使西域。现存莫高窟第窟的《张骞出使西域》绘于初唐时期，本为想象之作，虽不免有些因年代久远而失实（譬如其中不少人不戴冠冕或帻巾，这在汉代显然是不合礼法的），却大致描绘了当时的景象：汉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史记大宛列传》）。从规模上似乎不难发现，不同于首度出使西域是秘密而行的军事外交，再次出发则完全是大张旗鼓的经贸外交。作为此次国家级经贸合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张骞为汉武帝带回了葡萄——《史记大宛列传》有云，“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汉武帝听闻大宛国的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马尔哈马特）盛产良驹，“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汉武帝时代通过外交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软硬兼施地从西域掠夺到葡萄，让一部分人先品尝起美味已不是什么难事。一种珍果被抬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不惜劳师动众地远征，也难怪唐代诗人李颀在《古从军行》一诗里会语带讥讽地说“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然而，真正足以担任葡萄文化推广大使一职的，并非汉武帝，而是篡汉的魏文帝。在曹丕传世的《与吴质书》与《诏群医》等文献中，他大为赞赏葡萄，从不吝惜溢美之辞：“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腻，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甚至有学者考证称，曹丕的葡萄摄入量至少达到了日啖三两斤的程度。另一方面，魏晋时期佛教昌盛，同样西来的葡萄与佛教自然也结成了图像同盟，大量出现在佛教艺术之中。在敦煌石窟中，不乏有菩萨手持葡萄的画像形象出现，其寓意也是表达世俗化的幸福美好之意。此外，还有一种被后世学者称为“葡萄纹”的纹饰也是隋唐之际敦煌壁画、石刻或是家用器物上的宠儿——它的含义则多少有些望形生义，期望开枝散叶、多子多福。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葡萄也从隋唐开始引领着西域的生活风尚。根据唐代典籍，沙州（即今敦煌）石城镇以北有一小城名曰“蒲桃城”。这座由胡人聚集经略的城市，以盛产葡萄及其佳酿闻名，它对于唐帝国的重要性不逊于今日的波尔多之于法国。纵观整个深受胡人文化影响的唐代，饮用葡萄酒始终是风雅之事。这也难怪王翰在《凉州词》里写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千古名句，哪怕在行军苦役朝不保夕的时候，一杯葡萄酒都能释放出足够的慰藉，让人畅怀。然而，这首诗里阻断了安逸生活的后半句，也直言了战马的重要性。在古代，产马之处必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域自然首当其冲。从莫高窟第窟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来看，百余匹具装铠马威风凛凛，在豪强四起的晚唐时代显示出耀武扬威的震慑力。无独有偶，位于莫高窟第12窟南壁的《作战图》同样绘于晚唐，它是《法华经》的经变图，记载着两军隔岸对峙的场面。但除了军用以外，良驹的佛用与民用价值也不容小觑。马匹在佛教传入中土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作用，来自西域的僧侣及佛经，正是在它们的背上一路颠簸而来，方可进入中原。就连有着中国第一古刹美誉的洛阳白马寺，也得名于“白马驮经”。更不必说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记载着唐僧凭借胯下白龙马一路西行的故事了，它更是将良马、远行、求道串联成理所当然的民间叙事。在民用方面，自从汉武帝经略西域以来，就在丝绸之路上“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置”。从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代木简来看，汉王朝建立了系统完善的邮政管理制度，小吏们骑上骏马，携带各级公文信函穿梭于驿站之间已是常态。到了隋唐时代，在此历经数代的豪强望族把持着马源，战时借此私募军队，闲时充当“交通工具”。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马匹的出现就更加显得顺理成章了。从世俗的角度看，马匹颇具炫示性消费的意义，其作用不亚于如今富人们用来兜风的超级跑车。从宗教的意义上讲，马毕竟也与佛教传播休戚相关。于是，在那些供养人开凿的石窟里出现马的形象就很是合理了。不过，相较于那些杀伐的残酷场面，马体现出截然不同的闲适安逸的一面。譬如西魏时开凿的第窟，就展现了主人到寺庙虔诚礼佛，马夫蜷坐寺外而歇马的景象。那些马则膘肥体壮、丰臀圆腹，不只是表达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更彰显了对此岸世界生活富足的夸耀——当时的人目睹它们时，艳羡之情想必绝不亚于我们今日去欣赏一辆超级跑车。本文节选自汽车文化主题杂志书《骋客》04
驶入远古——行旅欧亚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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