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莫高窟附近的一片沙丘上，整齐地排列着一些墓碑，这些墓碑全都是曾经默默守护着莫高窟的人，其中也包括常书鸿。
常书鸿是敦煌莫高窟的 代守护者，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他几乎把自己一生的事业都献给了莫高窟，为中华民族看守着这座祖先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
常书鸿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并长期留在法国居住。他曾经连续四年获得当时学院派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他的油画作品甚至还被收藏在了巴黎现代艺术馆中。
有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散步的时候，无意中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一部《敦煌石窟图录》。翻开书页才得知，图册上的图片是由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年从莫高窟拍摄的。
常书鸿墓
看到眼前自己国家的古代艺术珍宝，常书鸿一下子醒悟了，此时的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前往敦煌一探究竟。
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邀请，常书鸿返回祖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大片土地上的千年文化遗迹惨遭战争的毁坏。为了拯救幸存下来的文化古迹，很多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西北地区。
年3月，中国 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带领着妻子和儿子等九人，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刚一走进莫高窟，张大千就被洞里的壁画深深吸引住了，立即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临摹绘画。他原本计划在这里待上三个月，可竟然待了长达三年的时间。
常书鸿
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视察河西走廊的时候，顺便来到了莫高窟看望好朋友张大千。张大千感慨地对他说：“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缺乏专业的人员管理，若是长久下去，必然会废弃的。”
直到年1月，根据于右任的提议，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了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大力推荐下，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随后便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行。
常书鸿刚来到敦煌时，在欣赏莫高窟里面的艺术瑰宝之外，更是亲眼目睹了壁画破坏的程度之深。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早已经将这个古老的历史文明践踏得面目全非，让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俄国十月革命结束后，陆军少将阿连阔夫带领多名战败的俄国士兵逃进了中国境内，被当地政府逮捕，并关押在了莫高窟长达半年的时间。
莫高窟
在被关押期间，这些俄国士兵犯下的粗野暴行，简直令人发指。他们大肆毁坏莫高窟的壁画，甚至还将唐宋时期修建的木栈道拆下来当作柴火烧，冒出的烟将墙上的绘画薰得乌漆麻黑。
常书鸿在日记当中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这个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它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它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担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
莫高窟的藏经洞最早是由一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发现的，关于是如何发现的，他曾经这样描述：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篆道士
但是，王圆篆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他本人也早在年就去世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正是因为他的一次偶然发现，才让莫高窟这座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艺术珍宝公之于众，但也吸引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目光。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的晚期，国家正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而清政府也没有精力去保护这座文化遗产，只能任由外国的探险家来到敦煌寻宝。
早在年，一位来自法国的探险家伯希和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了敦煌，并拍下了一张莫高窟里的藏经洞的照片，这也是关于当时藏经洞的 的影像。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藏经洞的三侧墙壁都堆满了经卷。然而，当常书鸿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藏经洞已经是空空如也，一份经卷也没有了。
莫高窟
短短的几年时间，藏经洞里面大量的典籍书画被世界各国的探险者掠夺。根据统计，莫高窟里面的文物被收藏在了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内，其中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
由于莫高窟在当时还没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维护，常年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下，毁坏的程度非常严重。
看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自然和人为继续对莫高窟造成破坏，常书鸿顾不上仔细欣赏洞内的壁画， 时间带着随同的几个人修建围墙，以此来阻挡流沙的侵蚀和人们的随意进入。
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所长，并立即对外发出公告称：“莫高窟正式收归国家所有，禁止人们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入。”
敦煌莫高窟
直到这个时候，常书鸿那颗悬着已久的心总算可以落地了，他也终于腾出了手，专心开展对莫高窟的测绘编号和壁画临摹工作。
架设在洞窟外壁的木质栈道，是通往每一个洞窟之间的 通道，由于常年风吹雨打，很多栈道都已经损坏了。想要进入洞窟里面开展工作， 步就是要将外壁的通道修复好。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国民政府的经费有限，没有多余的钱去找人来修。于是，常书鸿决定自己修复，用树木制作出了一个简单的爬梯，并将每个洞窟都连接了起来。
刚解决一个困难，又一个困难出现了。
莫高窟里面壁画的颜色五彩缤纷，想要“原汁原味”临摹这些壁画，就必须要有各种绘画使用的颜料。
莫高窟壁画
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肯动脑，一切困难都打倒。
没有画纸，没有颜料，常书鸿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就地取材，把当地居民糊窗户使用的纸作为画纸。他们还按照当地民间艺人的提示，从黄泥和红泥中提取天然的绘画颜料。
在一片漆黑的洞窟里，又缺乏相应的照明设施，大家就把绳子绑在腰上，悬在半空中，借着 灯微弱的亮光，一笔一笔地进行描摹壁画。
面对如此艰苦的工作条件，常书鸿和他的团队还是坚持了下来。然而，在守护敦煌的事业与妻子的感情之间，他却没有办法两头兼顾。
由于长期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常书鸿又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敦煌的守护上，妻子陈芝秀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就以“前往兰州就医”为由，撇下了一双儿女，一去不复返。
傅斯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并断绝了一切经济支持。没有了工资，工作人员也都相继离开敦煌。荒凉的大漠里，只剩下了常书鸿和他的孩子，继续守护着这座艺术瑰宝。
年5月，常书鸿找到了刚刚从延安返回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对于常书鸿一个人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大无畏精神，令傅斯年十分钦佩，于是决定提供援助。
在傅斯年的帮助之下，常书鸿得到了一笔经费，他用这笔经费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并且购置了一台小型发电机，以及照相机、胶卷、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
就在常书鸿带领着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再次来到敦煌，其中就包括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等人。他们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新一轮的莫高窟保护事业。
为了大家的生存，常书鸿决定再次前往重庆，要求国民政府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临行之时，他对段文杰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去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时间过去了一年，常书鸿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说服了国民政府恢复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当他返回敦煌时，看到段文杰依然在这里翘首以待，似乎看到了当年那个执着的自己，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疲惫奔波了那么久的时间，总算是没有白费，常书鸿紧皱已久的眉头也得以放松了下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他看到了敦煌的未来。
从这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一步，再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画笔，他也成为了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们称之为“大漠隐士”。
常书鸿与妻子
年的夏天，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加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都是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就包括了一位活泼开朗的女生李承仙。
关于常书鸿的经历，李承仙早就略有耳闻，并且非常同情和钦佩。再加上自己对绘画的热爱，她决定前往敦煌去锻炼。
当李承仙主动报名的时候，常书鸿对她说：“敦煌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儿去了会受不了的。”
尽管如此，李承仙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还是坚决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敦煌工作期间，李承仙与常书鸿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彼此照应，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越走越近。
莫高窟
这一年的秋天，两人正式结为了夫妻。重新有了家的温暖，常书鸿再也不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苦行僧”，与爱人相依相伴，共同携手开创属于他们的事业。
年的春天，此时正是中国人民 在朝鲜战场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为关键的时刻。为了给抗美援朝筹集更多的军费，时任新中国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举办了一场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解说员。
周恩来总理也闻讯赶来，两人刚一见面，他就紧紧握住了常书鸿的手，亲切地说道：“年的时候我就在重庆，看到你们举办的敦煌艺术展，你们多年来在沙漠当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年7月，遵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从北京带到了遥远的敦煌进行安葬，好让他与守护了一辈子的莫高窟永远相伴。
常书鸿与妻子李承仙
如果没有常书鸿的存在，或许就没有人知道，当年经历过战乱的敦煌莫高窟的命运会是怎样的。
常书鸿把自己的一生事业都献给了这座人类史上的文化宝库，他曾经说过：
“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有机会重来这个世界的话，我将还是敦煌常书鸿，我要继续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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