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建于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经历了一千年的发展，成为世界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使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近一百年以来，莫高窟历经沧桑，由于史料的欠缺，人们尚且无法完整地了解这段巨变的过程。
不同时代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无疑是最直观的材料。随着许多20世纪上半叶拍摄的照片不断公诸于世，敦煌研究院网络中心主任孙志军将这些生动的资料进行梳理，并用今天的照片进行对比，编著《世纪敦煌》，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洞窟内外的变化及其丰厚的价值，助力当下“敦煌学”的研究。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敦煌研究院孙志军编著，中信出版社，年6月，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为中国国家地理图书提供经中国国家地理图书授权，摘录书中关于莫高窟摄影开端的梳理部分。
书影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AurelStein，—)率领着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队，经罗布泊前往敦煌。他最初的目的是到敦煌考查古迹，但在敦煌进行了短暂的考查后，他就明确了此行的目标——考察敦煌的古代长城遗址，考察莫高窟，搜集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驻留莫高窟期间，他利用了三清宫住持、道士王圆的无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购了藏经洞出土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的珍贵文物、文献。
敦煌莫高窟外观，斯坦因年5月拍摄。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可以说，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但同样也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快门声第一次在洞窟内响起。他拍摄了大量的莫高窟外景和洞窟内壁画的照片。根据国际敦煌项目IDP（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目前公布的斯坦因摄影档案统计，年斯坦因在敦煌共拍摄照片幅，其中有关莫高窟的照片有46幅。
敦煌莫高窟第窟附近的洞窟群，斯坦因摄，年5月27日。照片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斯坦因在完成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新疆、甘肃的考察后，于年出版了两卷本中亚考察记《契丹沙漠废墟》(RuinsofDesertCathay)。书中的余幅照片，有64幅拍摄于敦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布于世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其历史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斯坦因的想象——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批照片是有关莫高窟外观、洞窟本体，以及当时人物存在的唯一影像记录。年，斯坦因出版了《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细报告》(Serind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andWesternmostChina)，书中有关敦煌的照片多达幅，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汉代长城遗址，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出土的经卷、绢画、刺绣、剪纸，以及敦煌的自然环境，其中20幅绢画、刺绣等艺术品更以彩色印刷的技术，使读者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有直观的色彩感受。
由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成功，斯坦因计划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重点考察新疆的吐鲁番、哈密、天山北麓地区以及罗布荒漠，后来又将计划延伸至内蒙古额济纳的哈拉浩特(黑城)遗址。年3月16日，斯坦因再次从米兰来到了敦煌，随即开始考察敦煌西部的汉长城。4月2日，他再次造访莫高窟并滞留了一周的时间。年，斯坦因出版了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报告《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InnermostAs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Kan-SuandEasternIran)，书中有40幅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内容涉及敦煌汉长城、敦煌县城、莫高窟，以及敦煌周边的自然环境。
这张莫高窟第4窟的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的洞窟里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时间为年5月22日下午3点，曝光时间5分钟。照片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斯坦因在印度旁遮普大学任注册官时，曾师从梅约艺术学院院长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HenryAndrews，—)学习摄影，又曾受聘在印度考古调查局从事考古调查。这样的经历，使得斯坦因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信息量大、影像质量上乘。他的很多照片都纳入了人物作为比例参照，让人们对他所拍摄的遗址有了较为直观和准确的体积感。
敦煌莫高窟第窟附近的洞窟群，斯坦因摄，年5月31日。照片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广泛流传的藏经洞门外堆满了手稿的照片，由于斯坦因的失误造成原底片二次曝光，最后不得不将藏经洞外观的照片中添加了几堆手稿。斯坦因拍摄的王圆的照片，也是让后人一睹这位道士真容的绝版作品。
道士王圆，斯坦因摄，年6月11日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PaulPelliot，—)和他的团员们也来到了莫高窟。先期抵达的探险团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Nouette)，按照莫高窟的大片纵切面完成了对洞窟的编号。测绘师路易瓦扬(LouisVaillant)则绘制了石窟分布平面草图。夏尔努埃特在短暂的时间里，以迅速而又锐利的目光，几乎同时抓住了莫高窟中所有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努埃特拍摄的法国探险队在莫高窟考察洞窟，年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了大量的黑白胶片，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还在莫高窟冲洗底片并洗印出了部分照片。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伯希和还写道:“我们已经对该窟的壁画拍摄了某些照片，但努埃特最终以水彩画法对它们作了染色，以至于它们对我们具有了一种原始文献的价值......我们于此还选出了其他照片，但努埃特都为它们加上了彩色，我保存着它们。”
年，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在藏经洞里挑选经卷，努埃特拍了三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这是其中的一幅。伯希和的语言优势给挑选经卷带来极大帮助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在-年，花了10年时间，出版了6卷本的《敦煌石窟》(lesgrottesdetouen-houang)，这是第一部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图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其内容包括莫高窟个洞窟和外景的幅照片。通篇采用素质一流的12英寸大照片，使它成为早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的图像依据，是当时国际敦煌学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到了今日甚至显得越发深远。如果将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拍摄的照片和后来者拍摄的照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莫高窟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继续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努埃特于年拍摄的一些壁画在今天已有明显变化，例如这幅照片左侧的两位人物的面部现在已损毁。正如年1月22日，华尔纳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的当天，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两年前曾经有名俄国囚俘在这里住过6个月，他们对壁画进行了大量的、无可弥补的破坏，现在再也拍不到当年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能够拍摄到的那些照片了......”年至年，日本西本愿寺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亚洲腹地探险活动。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日本学者，也因此在敦煌和新疆多地对佛教遗迹进行考察和发掘。年10月5日，对昔日佛教圣地心怀向往的吉川小一郎来到了莫高窟。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莫高窟的拍摄没有系统性，像是游客一般，从北到南洞里洞外拍了21幅照片，这些照片现在保存于日本龙谷大学。由于数量少且影像素质欠佳，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影响甚微。年，日本有光社出版了两卷本《新西域记》，首次将大谷光瑞探险队所得到的资料和文物公诸于众，下卷中有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拍摄的洞窟、经卷照片29幅。
日本有光社《新西域记》paihao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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