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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土文物重修皇庆寺记碑莫高窟参

来源:莫高窟 时间: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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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高94、宽50厘米,缺碑座,馆藏号Z.。碑额阴刻双龙珠,双面镌刻碑文,四周装饰卷云纹,立碑时间是至正十一年()。皇庆寺可能是以“皇庆”年号命名,“皇庆”是元朝仁宗的年号,共2年(—)。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卷3记载该碑位于莫高窟文殊洞(今61窟)外,该窟为五代曹元忠所建,窟前有殿堂遗址,推测到元代皇庆年间依窟而建寺庙(或重修),即皇庆寺,至正年间又重修。

此碑记载元代西宁王速来蛮笃信释佛,重修皇庆寺,命僧朗董其事,至正十一年八月竣工,寺成而王薨。沙州儒学教授刘奇撰文并书丹,晋宁路绎州白台寺僧守朗所立、奢藍令栴刻,列出蒙汉功德主、施主名于碑者计一百五十余人,是研究元代历史与佛教的重要资料。

碑阳录文:

1、重修皇慶寺記敕授沙州路儒学教授劉竒撰并書丹。

2、沙州皇慶寺歷唐宋迄今,歲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没矣!

3、速来蛮西寧王崇尚释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

4、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疏抄题,以助其成,佛像、壁画、

5、栋宇焕然一新。為今生之福果,作後世之津梁,其樂施之德可

6、谓至矣!嗚呼!寺成而王薨。守朗合掌涕泣而请曰:“皇慶寺廢

7、而興、毁而新,皆王之力也,豈可使後之人無聞焉!願先生記

8、之。予曰:“王之好善,優於前古,口碑载道,奚容予喙!”辝不獲已。

9、遂書其大畧,以弁其端云。時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八月上日。

10、劉竒谨誌。晋寧路绛州白臺寺僧守朗立石。奢蓝令栴。

11、沙州路司吏吕文德、張思敏。法师孫東巴、米密津濟。

12、承事郎、沙州路總管府經歷權分治事周秉彝、梁珪。

13、忠顯校尉傅尉忽都刺、長史曲术、都事察黑兒、知印伯颜古里。

14、朝列大夫王傅牙忽、武畧将軍王傅蛮子程艮、任天惠。

15、牙罕沙西寧王、孛羅大王、王子速丹沙、阿速歹。

16、功德主速来蛮西寧王、妃子曲术、公主必列怯、駙馬桑奇答思。

碑阴录文:

1、沙州施主:桑奇、同知、威羅沙提领、令只沙、乙留吉大使、乙留得、小亡者卜花、乙立嵬、

2、忍束大使、兴都大使、若者、梁朵音利忍布百户、柳王大使、文殊奴、也先帖木、

3、冝吉百户、各立嵬副使、陇布副使、依立嵬、都的哥、拘之立嵬、三宝、文殊奴、

4、延只卜花、買馿、纳麻合巴、教化、太黑奴、觀音奴、兊儿立嵬、若者、

5、拜卜花、右鲁卜花、亦鲁失海牙、華嚴奴、纳林、哈刺陽、卜延义、古刺、

6、長老桑哥失里、耳見、义束、院主忍布、院主耳革、耳立嵬、掠兀沙、兊儿于、

7、兊有、耳赤、何即、朵只巴、律龙布、耳立各尼、教化、昌布、

8、忍勿、仄令布、汝足沙、乙屈、兊南合巴、教化、汝有立吉、忍即、

9、瓦有、朵立只加、屈术世合巴、屈迷勺、乙留的、忍即、亦麻满束有、各只。

10、肅州施主:智宝法师、任兊南巴、杨才義、女善人陳氏買的姐李氏二姐、韩娘娘、安樂姐、

11、朵倫、黑歹□□外家狗、楊六十八、袁大使、万副使、馬提领、蹇侍中、张知事、

12、晋宁路施主:殷君祥、米克諒、安和甫、费教士、李觀音奴、徐子周、蘇贵、李文殊奴、

13、通甫、鄧爺爺、梁受卿、侯国瑞、阎仲方、魏孔益、鄧長受、喬小广、衛清甫、

14、王和甫、孙敬甫、解直甫、祁文焕、何行简、王孝謙、趙克忠、李侍中、候德卿、楊五、

15、沙州路河渠司提领丁虎哥赤、大使李伯昌、副使太平奴、刘才美、侍诏李世荣、李世禄、聖應应奴、

16、务提领□寒食狗、大使胡也先卜花、副使徐福壽、王士良、石匠鄧成刻、張拜帖木。

碑中提到的牙罕沙西宁王,在《元史》及《蒙元儿史记》均无传,其生平事迹仅有数条散见于《顺帝纪》及其它列传。《元史》称牙安沙,即《莫高窟六字真言碑》中的养阿沙。在《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中养阿沙前冠有“太子”称号,可知牙罕沙是速来蛮之子。他袭领西宁王时间在其父速来蛮死后,即至正八年五月——至正十一年八月之间。两位西宁王戍镇地域,史籍也均无记载。根据零星记载,可推其大概:

1、至正十二年二月癸未,上“命西宁王牙安沙镇四川”。

2、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卜颜铁木儿与“蛮子海牙、四川行者参知政事哈临秃、右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安沙合军”讨徐秦辉。

3、至正十三年十二月丁巳“西宁王牙罕沙镇四川,还沙州,赐钞一千锭。”

根据上引材料,可知牙罕沙西宁王虽曾出镇四川,但属暂职,故十三年又“还沙州”。因此,可断定牙罕沙西宁王戍镇地域应为沙州路所辖范围。其父速来蛮驻沙州期间的镇域亦应与其相同。而莫高窟现存的《六字真言碑》及《重修皇庆寺记》碑则可补史籍之阙误。以两位位高权重的金印螭纽的二等宗王速来蛮、牙罕沙握重兵戍镇此域。可谓沙州在握,则西域可通,河西可保,足见当时沙州驻军之众及元帝国对沙州之重视。

碑文施主里刻有“费教士”,“教士”乃基督教(即景教)传教士之称谓。13-14世纪元朝政权建立后,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当时景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皆被称为“也里可温”,意思是蒙福之人。蒙古的可烈、汪古两部族都信奉景教,并向南北各地扩展。河西甘州就建有景教“十字寺”,沙州也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费教士”为佛教重修皇庆寺而出资,可见在元朝的宗教开放政策影响下,敦煌的各宗教之间过往密切。

参考文献: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年第2期。

来源:敦煌石窟旅游网,作者:梁旭澍,图片: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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