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重见天日，洞中数以万计的写卷，是中古时期人民生活的活化石，将中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鲜明地呈现在千百年后世人的眼前。在这批大量且多样的童蒙教材中，我们发现了《千字文》作为唐代敦煌地区学童学习的作业，以及老师批改作业的实物。不但为中国古代教育实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更为唐代学童教育留下了鲜明的历史见证。
法藏P.《千字文》习字试看这张法国伯希和带走的敦煌写卷的图版，这是一件敦煌当地学生的《千字文》习字。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是P.。
这件写本正面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卷子的背后先抄有《晏子赋》、《五更转》，然后才是《千字文》。
所抄写的《千字文》，开头第一行写《千字文》的篇名及作者“千字文勅员外散绮（骑）恃（侍）郎周兴嗣韵”，以下则有“千字文勅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韵天地玄黄宇宙”，每字各写两次作为领头字，也就是准备让学童每字各抄写两行，仅有领头字的，当是预留的作业。这件写卷错别字不少，如“骑”写成“绮”，“侍”写成“恃”，都是明显的错别字，反映出学童抄写的正常现象。又从写卷来看，这个学童的作业只完成了“千字文勅员外”等六字，每字各两行；“散”字抄了一行，其余仅有领头字，领头字下空白的，则是预留未完成的作业。由此看来，这是件学生未完成的功课。看似不起眼的写卷，所呈现的却是千年前学童抄写单字的情形，同时也说明了此件写本是当时敦煌地区学童习字的实物。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学童在习字方面，我们从敦煌写本中发现，除了初学执笔、描红的初阶采用笔画简单的《上大夫》等25字外，最常写的则是既能习字，又能达到识字效果的《千字文》。《千字文》相传为梁武帝指派给侍郎周兴嗣取不同的字，编写而成的。全文采用四字一句，对偶押韵，历叙天地、气象、博物、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颇便记诵，隋以后，成为童蒙集中识字的教材。隋唐五代时期，《千字文》成为童蒙识字教育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教材。
今所知见敦煌遗书中有关《千字文》的写本、临本，超过50件，足见在隋、唐、五代时期，此书不仅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甚至远在西陲地区的敦煌，也被普遍采为童蒙教材。
英藏S.《千字文》写本从这些写卷抄写情形看来，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有的写在正面，有的抄在背面；有的写在卷首，有的抄在卷末；有的字体工整，有的抄写拙劣；甚至还有汉藏对译等。从现象看来，可以明确地证实《千字文》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同时也显现出此一综合性识字类蒙书受到各地区、各阶层及各民族普遍欢迎。根据现存敦煌写本《千字文》的性质来看，大致又可分为：识字习字、书法临摹、注解本及汉藏对音等四类。
此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斯坦因带走，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S.的《千字文》写本。这是一份现存最为古老的学生习字作业的原件。原件断裂为两段，写的是《千字文》中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岗”与“光、果、珍、柰、李、菜、重、芥、姜、海、咸”等，中间缺掉的是“剑、号、巨、阙、珠、称、夜”七字。
此件习字作业系书写在唐代敦煌官府文书的背面，文书正面署有天宝八年（年）史令狐良嗣牒及乾元元年（年）史张元贞的牒。从这件习字作业可以看出，当时学生接受严格正规习字训练的情形，每字反复练习三十到一百遍，最后再将习字合写一遍。习字的教学方法是先由教师写上当天的日期，然后根据单字的难易度及学生的负荷量，要求每天练习三至五字不等。现可得见保存下来的写卷，是从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中间掉的当是“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三天。
更特别的是，这份卷子上面还保留唐代教师批改的“手迹”，即在“玉”字之后，写下“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休”的批语，意思是：学生的习字渐有进步，合当赞赏，批阅了。这表达了教师的鼓励与希望。最后的“休”字，类似现代批改作业后写的“阅”字，表示作业批阅已完成。这一件学童《千字文》习字作业同时保存有教师批语，提供了中国古代习字教育的实物证据，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活化石，这反映了唐代童蒙习字教育的具体实况。
智永《千字文》不仅如此，历代书法名家也多有各体《千字文》，知名的法书名帖，例如隋代智永的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唐代怀素的草书《千字文》，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言其妙者，都是世人学习书法的模板，且为历来书林所重。这种以《千字文》为书法模板的风气，即使在近现代也相仍不替，如启功先生的各体《千字文》，也深受今人所激赏与称赞。
文章来源：敦煌书坊，内容摘编自郑阿财、朱凤玉著《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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