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担任主编、院长赵声良担任副主编，国内敦煌学特别是敦煌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编写的《敦煌艺术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生。该书以辞典的形式，收录敦煌艺术领域词目近条，图版余幅，分门别类，编为综合，石窟形制与相关遗迹、遗物，各时代艺术·代表窟，彩塑，尊像画·说法图，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密教图像，传统神话画，供养人像及题记，生产·生活·民俗，古代科技，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壁画技法，石窟保护，藏经洞艺术品，书法·印章，版本，地理，历史，历史人物，著作，敦煌学者等28个类别，全面收录展示百年来国内外敦煌艺术的研究成果。
附：赵声良序
序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相关文物逐渐公诸于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形成了一门对世界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敦煌学”。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在藏经洞发现之初，腐败的清政府没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致使大量的文献流落国外。中国学者们不得不远赴重洋，到欧洲抄写、拍摄敦煌文献带回国内研究。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们陆续到敦煌实地调查，开始了对敦煌艺术的系统调查研究。年石璋如先生对敦煌石窟的窟形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记录，张大千和谢稚柳两位先生也分别对敦煌壁画的内容做过记录。在此前后，向达等先生不仅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研究，而且还对敦煌周边的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调查。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李浴、史岩等先生开始了对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整理，开始了敦煌艺术的基础性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敦煌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加大了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力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下拨巨资对莫高窟进行全面保护和维修，在保护工程的前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还对窟前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清理，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方面，在壁画临摹的基础上开展了石窟历史与艺术风格的研究。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指导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石窟考古研究。与此同时，对壁画图像内容的考证研究也全面铺开。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研究工作时断时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正常。—年中日合作出版了5卷本《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展示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对各时期石窟艺术风格的研究、石窟年代的考古分期研究，以及部分壁画图像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还先后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为学术界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成为敦煌研究院，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敦煌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此后不仅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不断发表论著，还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与考古研究的发展。经过几十年学者们的努力，敦煌壁画中主要的内容，如佛经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传统神话传说等内容基本上都考证清楚了，对各时期供养人像以及题记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敦煌大部分洞窟的时代也基本上确定了。敦煌石窟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征也有了基本的认识。不仅在造型艺术方面，而且对音乐、舞蹈以及服饰等方面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并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从90年代起，在季羡林先生主持下，国内敦煌学界专家学者们共同参与编纂，完成了《敦煌学大辞典》。这一巨大的工程耗时数年，共有余位学者共襄盛举，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敦煌学大辞典》于年问世后，敦煌学研究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等领域，陆续推出了新的论著成果，比如—年陆续出版的26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就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堪称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外，如《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3卷）刊布了北区考古调查的重要成果。上述诸多新内容在编纂《敦煌学大辞典》时并未产生。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必要修订《敦煌学大辞典》，把新的成果增加进去。与此同时，随着敦煌艺术日益深入人心，广大读者更加渴望有一部既可全面查阅，又可作为欣赏敦煌石窟及相关艺术内容的著作。《敦煌艺术大辞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策划编纂的。
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副总编辑唐克敏到兰州与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时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副主任赵声良商谈编纂《敦煌艺术大辞典》事宜。当时双方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敦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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