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魅力大抵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感染，丰富而驳杂、独特又幽谧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强大气韵，使得每一个前来游览和朝觐的人都不得不从内心和灵魂当中涌起虔诚的信仰和热爱，在这遗迹面前，诚笃沉肃，流连忘返……
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史苇湘在成都给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当义工，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巨大的敦煌壁画临本，让这个学生不禁怦然心动。
张大千对史苇湘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就一定要到敦煌去。”
年秋，24岁的史苇湘从四川省立艺专毕业，他从四川跋涉数千里来到了敦煌。
早他一年，史苇湘的恋人欧阳琳已经先到了莫高窟。
跟着欧阳琳第一次进入石窟后，史苇湘被那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塑像惊呆了。他曾将那一刻的感受形容为“一种威慑”。几十年后，经历了风雨沧桑的史苇湘解释了他与莫高窟的情感：“（莫高窟）与你有缘。这种关系，真有点既在意料之中，又觉得相见恨晚。”
史苇湘第一次学习临摹的洞窟是窟，他对窟顶四周奔驰的动物、翱翔的飞天着了迷。他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临摹出几幅小品，自我感觉还不错，他把这些画拿给其他人看，结果他的同学范文藻却说：“你这是西洋画的线条。”
原来他不由自主地用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油画技法。客观临摹绝不是想象中的样子，线描是敦煌壁画的基础，也是精髓，手上的功夫容不得半点马虎。经过细致的临摹，才能真正理解一片壁画，领会一座洞窟。
两个世界的人们，就这样隔着千年光阴，沉默着凝神对望。
史苇湘在艺专学的是油画，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油画名家，来到敦煌却练成了丹青高手。他临摹的壁画超过了幅，他还对莫高窟个洞窟做了系统研究，对每一幅壁画的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被成为敦煌的“活字典”。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美术工作者，他们主要的工作也是临摹壁画。史苇湘、欧阳琳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在敦煌石窟中从事临摹工作，他们的临摹品渗透着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理解和感悟。
那时敦煌壁画中的很多内容还没有考证出来，洞窟的时代也有很多不清楚。史苇湘和其他画家一边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一边查资料，研究宗教与历史，逐渐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如莫高窟窟的《福田经变》《微妙比丘尼因缘》故事画等，就是史苇湘先生考证出来的。看着他们临摹的一幅幅壁画，就可以想象当年史先生等前辈专家是怎样在幽暗的洞窟里一丝不苟地完成壁画临摹，同时又对这些内容不断思考、不懈地研究着的。
我们都知道敦煌壁画除了墙壁上的绘画，洞窟藻井的壁画也同样精美。欧阳琳老师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绘制敦煌壁画中藻井的图案，她在这些普通人看来单调乏味的图案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隋代第窟的莲花童子藻井，色彩鲜丽而构思精妙；初唐第窟藻井明亮雅致，有疏有密；初唐第窟的飞天莲花藻井把活泼飘逸的飞天组合在华丽的藻井中，显得灿烂无比……
史苇湘和欧阳琳在敦煌生活了45年，年，退休后的夫妇两人移居兰州。在这座现代都会里，他们却依然过着在敦煌时的生活。每天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临摹壁画、研究、写作。欧阳琳晚年临摹的壁画超过平方米，有人问她，既不办展览，又不出画册，临摹这么多壁画做什么？欧阳琳也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要临摹到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回答。就像史苇湘离开敦煌前所说的那样：“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比拟。当时我回忆起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年的那次相遇，是缘分的开始，也是命运的转折。
从一见钟情到从一而终，史苇湘、欧阳琳这一对画家恋人的事业和爱情与敦煌石窟相伴终生。
史苇湘的女婿说：“在这个家里面，每天就那些老话，嘴里面说的是敦煌，画的是敦煌，写的也是敦煌，甚至吵架吵的也是敦煌，吵吵闹闹都是敦煌。”
年1月16日，史苇湘去世。
年3月，93岁高龄的欧阳琳永远放下了画笔，追随与她厮守敦煌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史苇湘，去天国世界里继续描画飞天……
资料来源：
《敦煌画派》，秦川、安秋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旧事》，赵声良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来源：读者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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