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裳羽衣》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乐舞。此舞来源，有不少传说，都与那位精于音律的风流天子唐玄宗李隆基有关，后来人们将传说与史实结合起来加以落实，如王建《霓裳辞》的诗注中说：“罗公远多秘术，尝与明皇至月宫，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问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晓音律，因默记其音调。及归，但记其半。会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敬述所进为曲，而名‘霓裳羽衣’。”史载此曲有十二遍之多。可见《霓裳羽衣》是融合了中原与西域舞乐，经唐玄宗亲自改制的大型法曲乐舞，用白居易《法曲歌》中的诗句来概括，就是“法曲舞霓裳”“法曲合夷歌”。
它的舞蹈特点，应该是在融会华夷之曲的大型乐队的伴奏下，人数众多的舞伎身着鲜丽缤纷的霓裳（“羽衣”则是强调其仙人身份，可有象征性的“翅膀”，但并非一定是插上羽毛），翩翩起舞。据说杨贵妃及其侍儿张云容等表演过独舞、双人舞的《霓裳羽衣》，恐怕只是特例而已。另外，据《新唐书·礼乐志》说：“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将毕，引声益缓。”这种尾声缓长的大型舞曲，正好符合了颂扬歌舞升平盛世的需要。
胡旋舞图莫高窟第窟摹本莲花上的柘枝舞莫高窟第窟南壁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舞蹈史研究专家至今未在敦煌壁画中找出明确为《霓裳羽衣》舞的图像来呢？对此，有两种并不成熟的推测。其一，天宝后期爆发安史之乱，唐王朝自此走向衰落，许多人归咎于唐明皇的喜好声色，归咎于杨玉环的“红颜祸水”，乃至归咎于“胡夷之声乱华”，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于是胡旋、霓裳等舞蹈也受到牵连而逐渐衰微。这样，它们便不易在壁画中得到表现。其二，霓裳羽衣与别的舞蹈不同，场面宏伟辉煌，文宗时期的霓裳羽衣舞更是舞者成群，乐队庞大，很难在壁画中描绘出来；而传说中又与道士、仙乐有关，也难以在佛画中表现。
晚唐时期的独舞舞伎莫高窟第12窟南壁软舞风格的双人巾舞莫高窟第窟摹本其实，我们认为第一种推测虽有一定道理，却不尽然，因为一直到唐文宗、宣宗时期，该舞蹈还是因皇帝的青睐而不断在宫廷宴乐中表演，所以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云：“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第二种推测应该比较合符实际。即便如此，在数以百计的唐代舞蹈图像中，尤其是在敦煌舞伎色彩斑斓的服饰上，还是处处可以看到宫廷霓裳的吉光片羽。例如莫高窟第12窟南壁所绘晚唐时期的独舞舞伎，不仅服饰华丽，而且衣裙间露出翼状装饰；又如第窟所绘两位正侧相对、缓步慢舞的舞伎，画面经临摹者细心描绘复原，色彩十分鲜丽夺目。
这些都使我们想到了霓裳羽衣的丰采。由于许多壁画图像色彩经千年的剥蚀氧化变得较难确认，以往的舞蹈研究者对敦煌壁画舞伎形象服饰缺乏细致入微的分析，漏失了一些珍贵的信息。现在，有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从纺织技术及服装设计等角度致力于敦煌舞伎服饰的复原研究。
来源：敦煌书坊，文章摘编自王克芬、柴剑虹著《箫管霓裳——敦煌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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