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宋君臣把妇女作为交易的筹码，但父家长制仍希望妇女以死殉国，多发的性暴力导致贞节观的强化。“靖康之难”是宋代贞节观变化的关键节点。
除皇室妃嫔、公主之外，在“靖康之难”中还有更广泛的女性人群遭受到性暴力，本文试图了解宋代社会对这些受害者的态度，并观察“靖康之难”对社会性别观嬗变的影响。
广义的“靖康之难”从北宋末延续到南宋初，使更多的妇女惨遭性暴力的荼毒。东京第一次被围，谏议大夫杨时谓：“臣闻金人之去欲未厌，成安一县驱掠女子二千余人。”建炎二年（）二月“四日，贼至瓜州，贵贱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妇女被驱虏，愿死不去，有虏而去者，又不知其几何也”。建炎三年（年）十一月，建康（今南京）陷，金人取城中女，明年五月丙午再入城，“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被驱者主要是年轻女性。
《宋史·列女传》记载38位妇女的事迹，其中10位死于“靖康之难”，9位死于南宋末，还有8位妇女死于北南宋中期的兵变贼乱。清编《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记宋名烈女，主要依据地方志补入。其中，74人死于战乱，81人因性暴力而死。按时间计，北宋烈女24名，死于“靖康之难”者25名，则“靖康之难”的烈女人数已超过北宋总和，余73名皆死于“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其中有29名死于宋末与蒙古人的战争。
《宋史·列女传》记载的烈女只是冰山一角，但寥寥几笔仍能看出实况与写作者的心态。
首先，试考察战争中被害女子死亡的原因，绝大部分都宣称是抵抗性暴力而死。烈女书写常见女人救公婆、丈夫和父兄，但无论如何，仍必须以死保贞。王袤夫妻被金人俘获，妻赵氏救夫被杀；荣氏救姑被贼执，“荣厉声诟骂，遂遇害”。丁国兵妻求盗释夫后自杀；绍兴初詹氏女以身赎家人命，待父兄走远跃水死。
其次，试考察对妇女的加害者。令人意外的是，在战乱中妇女往往遭到本族男性的性暴力。《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所记战乱中死的74例宋烈女，遭金人或蒙古人性暴力的分别为6起与26起；《宋史·列女传》中死于“靖康之难”的10位妇女，倒有8例是被宋兵匪强暴杀害的。本族乱兵盗贼对女性同样残暴，要求女性为国殉节，便显得尤其虚伪。
图4山西高平开化寺宋壁画
图4为山西高平开化寺宋壁画中华色比丘尼变相局部。原故事说华色比丘尼先后三嫁，为强盗逼娶，皈依佛法方得救。与敦煌莫高窟的同题材唐画相比，唐画着重描写华色几次婚姻的不幸，而宋画将重点置于强盗逼娶的部分。经考证壁画绘于北宋，故事亦忠于佛经，而画面描绘出现实的情境：妇女上身半裸，面前放着被杀的婴儿，强盗成群结伙，翻墙入室。
再次，试看烈女的出身。统计下来，烈女的出身主要还是平民。如上所述，遇难时上层女性未必更勇于誓死守贞，但史家在记载官宦之家女子时，表现出鲜明的士大夫荣誉观。如记师氏，不惜笔墨记其父师骥“政和二年省试第一”，在朝时如何刚正。师氏“骂曰：‘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又死于贼张遇的荣氏，史官亦特别说明她自幼读《论语》等，故能舍生取义。强调烈女出身，应为激励士大夫家族的妇女。
最后，细阅烈女记载的书写方式。其间常见“辱”与“死”二字，几乎每个故事都有大骂激怒敌方的桥段，或临死前有正义凛然的斥责，这与笔记所载的真实情形适成鲜明对照。史家强调的是：好女人应在被性侵之前自杀或被杀。这些故事喜欢渲染女性死时的惨烈，如项氏“断指而死”；贡士欧阳希文妻廖氏被“断其耳与臂”；还有许多被斩首、被充作军粮等血淋淋的记载，并强调惨烈牺牲都是女性自愿选择的，即女人必须及时以死保清白。这每每使人想起靖康之难的女俘。烈女书写又笼罩一层神异的色彩。如林老女遇害“越三日面如生”；王氏二妇为金人俘投江死，“尸皆浮出不坏”；又某烈女“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睛则湿，或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作者想说明烈女虽死犹生。
由此可见，“靖康之难”是贞妇烈女激增的关键节点，战乱中的性暴力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主要因素。
士大夫提倡节烈观之影响
“靖康之难”带来对妇女的性暴力，妇女的守贞问题得到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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