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分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发明农业和畜牧，开始定居生活，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能制陶和纺织。我国各地普遍发现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的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等。和全国一样，在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非常多，几乎遍布全疆各地。如哈密的七角井、三道岭，吐鲁番的阿斯塔纳、雅尔湖、辛格尔，乌鲁木齐南郊的柴窝铺以及南山矿区的鱼儿沟、阿拉沟，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且末、民丰、于田、皮山、疏附、库车、阿克苏、巴楚、柯坪，天山北麓的木垒、吉木萨尔、奇台以及伊犁河谷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阿斯塔那、疏附阿克塔拉、木全四道沟、哈密五堡水库和乌鲁木齐南山矿区的鱼儿沟、阿拉沟等处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新疆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一种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这类遗址，在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乌鲁木齐的柴窝铺，吐鲁番的阿斯塔那，木垒县城南郊等地都有发现。第二类，是一种以比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在疏附县阿克塔拉等处遗址，石器形体较大，基本上都是磨制，有石刀、石镰、石斧、石杵、磨盘、石纺轮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钵、盆、瓮、小杯等。在阿克苏喀喇玉尔衮遗址，出土了较多的陶器，有罐、盆、壶、圈足小杯等。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磨制石器，一件骨锥、一件小铜环。从上述遗物分析，当时人们以经营农业为主，并进入了金石并用的阶段。第三类，是一种以出土彩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其下限可能到战国秦汉时期，距今约-年左右。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南山矿区、奇台，木垒、库车、皮山等地。年，伊吾、巴里坤发现彩陶遗址。
年，考古工作者在巴里坤石人子乡一处遗址里，发掘出一件彩陶罐。在清理一座墓葬时，又出土有一双耳红陶罐、一个有柄的黑陶杯和一个两头尖的容器。另外，还有石斧、石锛、石碗等。个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哈密五堡水库及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等处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有各种彩陶。彩绘图案主要是倒三角形、三角形网状纹、涡卷纹或通体饰平行竖线、不同方向的平行斜线构成的几何纹等，尤以三角形纹和涡卷纹为主，变化出多种形态。器形有盆、钵、罐、壶、小杯等。新疆出土的彩陶器，既有着明显的当地土著文化的特征，而在造型、纹饰、制法等方面，又与祖国西北地区及中原出土的彩陶器有相似之处。例如，新疆常见的彩陶纹饰三角形涡纹、波状纹等图案，都可以看到甘肃地区的影响，只是比较粗糙，且时代较晚。鱼儿沟出土的陶豆，同样是中原地区常见的陶器造形。这就表明，在远古时期，新疆与中原在文化上已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总之，上述3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代表着距今1万年至年前后新疆原始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第一种类型属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以狩猎为主，兼营畜牧，并开始从事某种原始的农业。第二种类型则说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经营农业为主体的。至于第三种类型，即彩陶文化，又属于新石器时代晩期和金石并用时代，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经济生活。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是从张骞通使西域时开始的，所以称之为“凿空”。实际上，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在此以前的多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属于新疆新石器时代后期，位于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哈密五堡、吐鲁番艾丁湖等处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不少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丝织物、铜镜等名贵物品。一些墓葬中，还见到可能是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贝。
在哈密市南郊，曾出土一组具有鲜明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器，如鹿首弯背短刀、环首小铜刀、锨等，都是距今年前后的遗物。同类短刀在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北部地区都曾发现过，它们的造型几乎完全一样。而这类铜器的发源地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在中原地区的丝织品、铜镜、漆器等传人新疆地区的同时，新疆的玉石和各种名产也输入到了中原。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了一座未被破坏过的古墓，墓主人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距今已有年左右。在这座墓葬中，出土有各类文物件，其中玉器达件。经鉴定这些玉器的原料基本上都来源于新疆。上述事实表明，在距今年以前，新疆与内地就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经济、文化交往。因此，新疆与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逐步加深。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管子》，甚至在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中，都可见到有关新疆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记载。在《山海经》中，称昆仑山在“流沙之滨”，周围达“八百里”，“高万仞”书中还记载了罗布泊，称其为“泑泽”，说黄河之水由此潜入地下。对昆仑山中盛产玉石，以及玉石输人内地的情况，《尚书》记有“火烧昆岗，玉石俱焚”的词句。《管子》则说:“玉石起于禺氏之边山”。“禺氏”，是月氏的异称，月氏族最早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大诗人屈原在其诗作中，对祖国西北地区浩瀚的沙漠，高峻雄伟的昆仑山也有述及，并由于对它们不熟悉而提出了一些疑问。古文献中有关新疆地区情况的记录表明，在战国时期以前，中原的人们已掌握了新疆出产玉石以及玉石通过河西走廊月氏族的中介而输入中原的信息。
在先秦文献中，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原地区与新疆联系、往来的事迹，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穆天子传》中所记周穆王西游新疆，会见西王母的故事。A周穆王（约公元前年一前年）在位期间，是西周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传说周穆王在此期间，带领大队人马从成周（今洛阳）出发，经山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到了“昆仑之丘接着，又西行至“西王母之邦”。从《山海经》所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一语中可以看出，西王母可能指的是一个以虎豹为图腾的部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周穆王把大量的丝织品和圭、璧等礼物赠送给西王母部落，并设宴招待了她们的首领。宴会上，宾主作诗互相祝福。周穆王还亲自种了一棵槐树，立了一块石碑，上刻“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作为这次访问的纪念。
《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不能作为信史对待的。但是，它所记述的西域山川地理，物产名胜，却又多少接近于历史的实况。周穆王西游时，曾以各种丝绢、铜器、贝币赠给当地各部落酋长。联系到新疆不少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等物品，看来不是偶然的巧合。沿途各地向周穆王赠送了大量的马、牛、羊以及務酒等，则反映了新疆地区的物产输入内地的情况。所以，周穆王西游的故事，虽非信史，却也真实、集中地反映了距今年前后，中原和新疆地区人民互相往来，并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时至今日，在敦煌莫高窟号窟的壁画上，以及在酒泉丁家间年出土的五凉时期5号墓葬前室的壁画上，人们仍然可以见到周穆王和西王母那和蔼可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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